與鐘銘相約的Green Munch

與王鐘銘相約的綠色Munch，選在一個台北市異常高溫的夏日午後，據說是高達攝氏三十七、八度的氣溫，比我的正常體溫還要高哪。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聽見溫室效應時，對我來說這像是個科幻的概念一樣，是在我不知道七、八十歲老死之後又過了幾個七、八十年之後才會逐漸發生的事，但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之內，這件事突然就從科幻的層次降到了我生命中確實的經驗，就好像小叮噹所在的那遙遠的二十一世紀其實貶眼就到了一般。不同的是，任意門和如果電話亭還是只存在漫畫裡，而三十八度的高溫卻已經在台北出現了。

為了躲避炙人的陽光，我們躲到公館一間咖啡廳的會議空間，享受舒適的餐點冷飲和宜人的空調，儘管耗電的空調也是被指責為製造溫室氣體導致地球均溫急遽上升的罪魁禍首，但在市井小民的罪惡感和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無力感之間，我們確實很容易在這些細小的事情上投降；或是安慰自己結構的問題只能從結構著手，而不是僅訴諸個人的道德情感。可是誰說這只是安慰？如果行政院都能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已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環保署也能聲稱因為國光石化計畫使用最先進且最佳可行的低耗能製程技術，使全廠的碳排放量限制在一千多萬噸，比起使用傳統製程同不回收廢氣的情況下預估排放的兩千多萬噸，減低了將近一半的碳排放量，實在是相當環保的開發案。我們市井小民在這些相當環保的大工廠環伺之下，二十個人一起擠在一個十坪大的小空間裡吹一下午的冷氣，或許更是減低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碳排量（跟每一個人都在家裡吹冷氣相比之下）！

這的確相當令人灰心，我們就是活在這麼荒堂的國家裡。環境評估程序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而把碳排放量從一年二千萬噸降低至一年一千萬噸就是對環境保護的證據。似乎不能責怪台灣的年輕人對政治愈來愈冷感。如果政治只有統獨，政黨只有藍綠（這個說法還真的很對不起綠黨不是嗎？），環保署可以自行解釋法律並無視最高法院的判決，甚至在苗栗竹南大埔里的農民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突然就被告知農地已被徵收，並在仍與中央監察機關陳情的同時，家中長年賴以維生的農地已在大批警力的維護之下被縣政府夷為平地，而劉縣長卻又能大言不慚地將自己的強搶豪奪說成是忍辱負重的依法行政。為什麼會有對政治不冷感的年輕人呢？我們如果不冷感，我們還能做什麼？

然後，我聽到一個朋友告訴我，有個綠黨的年輕人想在新北市議員選舉時參選，而且不只是好玩參選露個臉讓大家知道綠黨其實不是民進黨喔。他想要選上，一次選不上就要選兩次，兩次不上就三次，直到選上為止。在這個我絲毫不想反抗的政治冷感洪流中（這時候如果說我抓到了一根浮木就太浮誇了），我感覺好像抓到了一根浮木！我實在很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不為所動？

就在綠色Munch的兩、三天前，我被另一個朋友拉去鐘銘與他的工作團隊開會場合，現場面對面聽鐘銘發表了一次他的政治意見，我不知道能不能說是感動，但是這確實是我第一次在面對一個候選人的政見時，腦袋浮現了許多具體明確的影像：他想要一個綠色的淡水，一個對行人友善的淡水，一個內部交通方便的淡水，一個可以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同時蘊涵獨特且豐富文化底蘊的淡水，一個不再是提供台北市內大量工作人口居住空間的大型宿舍，而是可以重新開發農業，並供給台北地區新鮮糧食的淡水。這些影像要怎麼實現我的確不清楚，但是比起統獨、比起那些抽象且虛無飄渺的經濟問題，這些政見更貼合我的日常生活，我對此感到興趣，一點點稀薄但重新浮現的政治興趣。

在綠色Munch的現場，參與的人出乎意料地多，竟然也把十幾坪的空間坐得滿滿，顯然並不是真的所有人都沒有興趣淌入台灣政治的渾水之中。從大家的自我介紹聽見，很多人都知道參政對於社會改造和社會運動的重要性。政治當然是一個噁心的遊戲，但是任何制度上的改變卻都必須從這個遊戲內部來著手，如果社運總是只能從制度外面抗爭、批判，卻從來不肯進入體制內的運作來設法「親自」創造一些改變，所有的社會運動似乎都真的會讓人相當「無力」。彥呈在現場就提到，我們總是期待現正站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對自己犯下的荒堂可笑的錯誤負起責任，但更根本的做法其實應該是剝奪這些人必須負責的機會（或者，根本應該剝奪這些人可能犯錯的機會！），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自己跳進這個遊戲規則裡面玩；其實就像阿端說的，現在的社運團體似乎都希望不要沾惹政治，要當永遠的第三者、監督者、反抗者，但是每一次社運所要達成的目的，最終都必須送進立法院來推動，於是我們只能靠那些身在裡面的「好朋友」們，然而即使這些好朋友是真心與社運站在同一陣線，但她們背後仍有各自的包袱和勢力，當這些方面的壓力下來時，這些好朋友們的電話可能就突然都不通了，所以對「裡面的好朋友」的依賴的社運模式應該要被改變，我們「自己」就要進去，進去不是為了變成他們（或者變成他們以後才進去），而是讓「我們自己」就在那裡面，是努力把「我們自己」送進那個遊戲裡面。

所以社運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體制之外的，而是應該要和政治串連起來。政治本來就是設計來達成任何社會改變的制度，如果社運的訴求就是社會的改變，我們沒有理由老是抗拒那個現在看似已經被某一些人玩髒玩臭的政治。政治，它或許真的已經又髒又臭，但是待在外面的我們也不見得就能夠有乾淨的身段，不，這些骯髒污穢的運作正在操縱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即使不跳進去，也是只有被搞髒被搞臭的份，而且無力反對。如果社運的力量是產生自政治內部對社會上不公不義的無動於衷，或者甚至就是造成這些不公不義的元兇，那社運的力量當然更應該被注入政治內部來掀起些「什麼」（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當然不敢太過樂觀地以為這些力量的滲入，真能掀起什麼腥風血雨，雖然我真心這麼期待著）。

鐘銘是在淡水成長的小孩，長大之後決定回到淡水這個地方做些改變。根據鐘銘的成長經驗，淡水是一個供給台北市區大量工作人口居住空間的大型宿舍，事實是，整個台北縣幾乎都處在類似的狀態中，新店、中、永和、三重、新莊……其中的人口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較便宜的房價而選擇通勤至台北市工作的區域，因此在政策上為了支援這種就業市場的供需模式，對於這些形同宿舍般的地區整體的生活品質之建立，自然不會獲得重視。如果要改善淡水的居住環境品質之現況，關鍵便是在地工作（就業）的環境，以及地區內部的交通發展。如果能夠提供在地的就業機會，將能增加淡水地區的居民在淡水生活的時間以及需求，將使政策上必須面對居民之生活品質的問題，並帶動當地內部公共交通的發展；同時，增加在地就業也將使淡水對外的交通需求減少，而減少不必要的交通，同時也就減少了不必要的能源消耗，這就是鐘銘強調的綠色交通之一大重點：就綠色交通的減碳目的而言，開發低碳運輸技術與再生能源等事當然都是刻不容緩的事，但從生活方式及形態的改變，減少非必要的移動來減少非必要的碳排放，或許更針對了問題的根本。

為了創造在地就業的機會，促進淡水地區的健全發展（而不純為配合北市發展而成為提供住宿的宿舍社區），以及綠色交通之發展，鐘銘針對已經可說是失敗的淡海新市鎮計畫所徵用，但卻荒廢已久的農地，期待可以重新利用這些農地，將農業發展重新帶回淡水，並透過政策鼓勵青年回鄉就業耕種。當然，農地的取得對青年來說並不是易事，同時，只是提供農地讓人耕種，卻不解決台灣根本的農業產銷的困擾，當然毫無意義。農業在台灣面對的首要問題恐怕就是難以維持生計。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僅有百分之三十，因此對國外的進口糧食過份依賴，先不論現今的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未來世界性的糧食短缺問題，將對台灣的經濟結構造成怎樣的衝擊；大量依賴國外糧食的進口，就是在強化糧食出口國對我國的經濟影響力。另外，在大量依賴糧食進口的情況下，也衝擊本地農產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便連帶影響本地農民的生存條件，在此惡性循環之下，自然難以在台灣發展農業。並且，在加入WTO之後，相關規定更限制政府對於農業生產之補助，這對本地農業之發展更是雪上加霜。

於是，要在淡水發展農業，便需要面對農產品的行銷問題，WTO固然禁止各國政府對於當地農業的生產補助，但是在行銷部分卻沒有相關規定。既然如此，透過政策來補助本地農產品的行銷，自然就會是協助本地農業發展的重要方針。政府可以宣揚本地農產品的各種優點，宣導食物里程的觀念，強調短程運輸可減少不必要的保鮮加工與農藥使用，同時也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運輸能源消耗來達成綠色交通（包括商品運輸部分）的理念。另外，政府也應該計畫性地在台灣實現地方性的農產品供給系統，例如，在淡水地區（以及其它新北市適合耕種的區域）發展農業，以提供附近區域（如台北市區）的糧食需求為主要目的，這除了可以縮短產品的運輸距離來減少運輸成本（無論是經濟成本或環境成本）的消耗，透過地方性的農產品銷售網路，更可以減少農產品的經濟效益被中間的盤商剝削，使農產品的真正生產者，也就是農民，可以儘可能地獲得最大利益，這些政策的搭配將能大幅改善農民的收入，更能吸引務農的人口。

事實上，我的出身並非農家子弟，固然高中的時候曾有過一陣子對農村生活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對實際上要以農為生卻毫無概念，因此也沒有真正務農的期待或野心，對此也並不以為意。但鐘銘當天的一個問題卻讓我開始認真反省這個問題（或者說，讓我開始認真將此現象視為一個問題來思考）。為什麼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從來沒有把「務農」當成一個人的正常人生規劃的選項？縱使不談個人對於職業與生涯的興趣或選擇，我即使不喜歡務農，不想過農村生活，我也不希望這從來不是我的選項之一，那畢竟是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正因為務農從未在我的教育過程當中成為我的生涯選項之一，這更讓我懷疑我對農村生活不抱任何期待的狀態，究竟是不是我真正的選擇？事實的真相或許是，整個國家對農業的不重視，正是導致青年對農業沒有期待的主要原因。在普遍對農業生活的負面意見之中，要培養一個人對農業的興趣自然是難上加難。農村生活的條件不佳並不是一個本來如此的現實，而是國家政策的結果，一個不重視農業的國家，農業的環境與條件自然不佳。

關於在地就業的期待，鐘銘除了強調農業復興的重要性之外，也對淡水地區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抱有期待。台灣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補助其實早已行之有年，但是所有的補助方案有一個共通的缺陷是，政府均過份急於將投注進去的資本變現，但是文化創意的價值需要時間來蘊育和培養。只是一味功利地企圖將投注進去的資源短期回收，這正是阻撓文化創意能有深厚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對於文創的補助應該改以長期投資的方向執行，不急於回收成果，而是讓創作者能夠擁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來培養出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這同時也能和淡水當地本來就擁有的豐富歷史與地理文化結合，共同生產出具有淡水地區特色的文化風景。

當然，農業的復興，以及文創產業的投資，除了能夠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之外，同時也增加了淡水地區的可居住性。農業對環境與土地的友善，以及文創產業對當地景觀的改善，均對居住環境的品質有正面助益。而在綠色經濟的開發之外，同時也要開發區域內的公共交通網絡，來促進當地的綠色交通形態。最近北縣政府企圖開發淡水河北側沿海的紅樹森來興建淡北道路，同時又企圖新建一座淡海大橋來紓緩淡水地區到台北市區的交通，以及淡水當地的交通困境。但透過開路來解決交通困境的思考模式卻是綠色交通的頭號敵人。開路意味著鼓勵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開愈多的道路，就是鼓厲愈來的小型車量進入交通市場。

但是要解決交通問題，必須先知道交通問題的來源何在。淡水與台北市之間雖然有捷運連接，照理可以緩解部分台北市與淡水地區間的交通需求，但是由從淡水捷運站到淡水各地的公共交通相當不便，加以淡水地區甚至連像樣的人行道系統都幾乎不存在（學校附近時常見到步行的學童因為沒有人行道而必須與車爭道的險狀），使得搭乘捷運進入淡水的意願大幅降低，因為一旦抵達淡水幾乎就處於無處可去、動彈不得的窘境。因此，要解決淡水的交通問題，不應再一味以開路來因應，而應該更根本的針對淡水替代私人用小型車的交通方式之匱乏問題來解決。在淡水地區建立方便的大眾交通網絡，可能透過規劃區域內的公車路線或發展輕軌列車，強調區域內交通的便利而非淡水連外交通的便利；同時，改善行人與自行車的移動條件，也能鼓勵與增加淡水地區的居民減少使用高排碳的交通方式。而在地就業的開發更可以減緩淡水與台北市之間的人口移動量，這將大幅減緩交通的壓力，更能避免新的道路開發案造成環境破壞。

最後，在配合文化創意產業的栽培，與對農地的復育、農村的再造，將連帶使淡水的觀光價值大幅提升，此時加上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便更能帶動淡水的觀光。當然，帶動觀光畢竟是城市的附加價值，並不應該為了開發觀光價值而刻意打造一個以觀光為目的的農村生活或文創園區，因為這不僅是違背了以糧食自給為目的的農業復興，同時也與培育豐厚文化底蘊的文創投資方針相抵觸，重又流於急切將投資變現的短視心態。觀光的價值，是政府若願意用心在農業的重新栽培，與文化底蘊的耐心培養之後，自然會pay off的成果，政策的主體仍應放在基礎的產業養成之上。

我不是文化創意工作者，也對農業並不有多大興趣，但鐘銘的政見卻仍讓我感動，我想我的感動並不是因為他提供了一個對我而言有利多的未來，恐怕是因為他提供的未來圖像，是一個有基礎的，值得信賴的社會發展。讓經濟的成長有實在的根基，而不是讓資本在空中飛翔流動，卻讓日常生活的市井小民看不見也摸不到。國光石化所創造的每年五千億產值是虛無飄渺的，和大部分人的生活其實毫不相關。但我們能吃到什麼？我們的食物哪裡來？幫我們生產食物的人是否身在一個勞動不被剝削的生活中，卻是真實深刻的生命經歷，而且是與我切身相關的生命經歷。